百年西夏学

20世纪科学技术飞速进步，人文科学也有令人瞩目的发展，一些学科拓宽领域，钩深致远，一些新的学科悄然兴起。在新兴的学科中除了人们已熟知的甲骨学、敦煌学等学科外，还有过去鲜为人知，近来才渐受关注的西夏学。

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，以党项羌为主体，自称大夏国，统治西北地区近两个世纪，前期与北宋、辽抗衡，后期与南宋、金鼎立。西夏历十代帝王，设宫立爵，创制文字，备一代典章制度，最后亡于蒙古。党项羌在元代被称为唐兀，属色目人，历经明、清而消亡。在中国正史中西夏史仅作为附传列于宋、辽、金三史之末，记载简略，难以反映西夏全豹。后西夏典籍渐被湮没，西夏历史被蒙上朦胧的面纱。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、辽、金史料的丰富形成鲜明对照，这使后世治西夏史者深感困难。

早在19世纪，西北史地学家张澎就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，该碑一面西夏文，一面汉文。这一发现使世人见识到死亡多年的西夏文，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。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的1909年，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，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（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）城外的古塔中盗掘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，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，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。俄国探险队将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，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。这次发现是本世纪继甲骨文、汉简、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。英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，1914年也到黑水城遗址寻找发掘，得到不少西夏遗物，藏于大英博物馆。1917年在灵武县（今属宁夏灵武）也发现了百余卷西夏文佛经，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，现大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大批西夏文献、文物的发现和西夏文字的解读，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转，拉开了西夏学的序幕。西夏文是一种死亡的、无人可识的文字。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，从开始个别字的对译、试解文义，到析求语音、贯通语法，延续了半个多世纪。对于这种难以破译的文字及其文献，国学大师们给予很大关注。二三十年代，陈寅恪、王国维、罗振玉等或解读文字，或诠释文献，或考证文物，筚路蓝缕，收获粲然。又有王静如、罗福成、罗福苌分析文字、研究语言、介绍文献，为中国西夏学奠基。特别是王静如撰著的《西夏研究》三辑，涉及西夏语言、文字、文献，考证推敲，功力深厚，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。同时苏联的学者借助近水楼台之便，逐步介绍和解读俄藏文献，取得突出成就。特别是聂历山教授撰写论著，并从大量文献积累字词，编写西夏文字典，功不可没。可惜他的字典在他去世20多年以后的60年代才在其《西夏语文学》专著中面世。当时日本的学者也涉足西夏研究。

1932年1月出版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西夏文专号，由中、俄、日三国专家撰稿，有黑水城考古介绍，西夏文文献释文、西夏文文献目录，不仅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，还有周叔迦、向达等学者加盟，编辑西夏文佛经目录，译介西方著述，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。

二次大战时西夏研究几乎停滞，战后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。苏联克恰诺夫等专家在前人基础上系统整理所藏黑水城文献目录，1963年出版《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》，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出土珍贵文献有400余种。日本的西田龙雄致力于西夏语言、文化探讨，创获颇多。中国西夏学研究恢复较晚，王静如教授于60年代初期年过花甲，仍殚精竭虑，深入探究西夏奥秘，并招收第一名西夏文专业研究生。1964年，王静如、常书鸿、宿白诸教授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，在敦煌工作3个月，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，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、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西夏洞窟，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。

70年代后，中国的考古专家们又将目光投向了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园。那里矗立着9座高大的帝陵和几十座陪葬墓，星罗棋布，蔚为壮观。专家们陆续发掘了其中的一座皇陵，几座碑亭和陪葬墓，出土了很多文物，其中包括有特色的硕大的鎏金铜牛、人像石碑座以及大量西夏文、汉文残碑。1972年，在甘肃省武威等地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献。这些文物的重见天日又一次拓宽了西夏学的领域。

80年代以后，国内从事西夏研究的人才增加，西夏学出现了更加繁荣发展的局面。随着西夏文重要字典《文海》和《音同》的翻译和研究，对西夏文字和语言的研究渐次深入，已经达到能基本译释西夏文文献原文的水平。80年代至90年代，在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又陆续出土了很多西夏文物、文献，使西夏资料更加丰富多彩。国内外专家们各展所长，依据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、文物资料结合汉文史料，演绎发挥，撰写有关西夏语言、文字、历史、文化、文物、宗教、法律、民俗、经济等著述数十部，丰富、提高了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认识，在很多方面重塑、填补了西夏历史。

西夏文献数量巨大、种类繁多，内涵十分丰富。如果将传世的西夏文献与西夏同时代的宋、辽、金传世的古籍作一比较，就会对西夏古籍有更深刻的印象。宋朝占据中原地区，文化寝盛，形成文献难以计数，但留存于世的古籍不过1000多部。辽朝在中国北部，势力强大，文化也很发达，然而目前所见文献屈指可数，山西应县木塔所出《契丹藏》十二卷以及其他刻本、写本共数十件为其精粹。金灭辽驱宋，武力强大，文教兴盛，山西赵城发现的金刻汉文《大藏经》数量众多，有4000余卷，使金代古籍大为丰富，但存世的金代世俗文献则难得见。西夏文献数量大、种类多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献宝库。

1993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经过协商，达成了整理和出版全部俄藏西夏文献的协议，出版物定名为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。根据协议，中方人员先后四次前往圣彼得堡披览、整理、拍照俄藏文献，使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国宝魂归故土。现已出版11册，以后将按计划陆续出版十几册。这批古籍全部出版以后，研究人员足不出户即能研读远隔万里之遥的大量西夏文献，实现几代人的梦想。这将为西夏研究开辟广阔的前景，有力地促进西夏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。

在20世纪末，西夏学界又有振奋人心的喜讯：1995年在宁夏银川召开了国际西夏学术研讨会。1997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。继宁夏博物馆常年展出西夏文物之后，1998年宁夏又成立西夏博物馆。2000年宁夏大学设立西夏研究中心，成为又一个新的西夏研究基地。可以预见，在新的世纪中西夏学将有更大的发展，对相关学科也会作出更多的贡献。